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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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3 年 6 月发表于《社会教育季刊》第 2 期的《说建筑品格精神之所在》是梁思成的一篇佚文。本文对其写作的背景、契机、目的和主要内容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作者认为，这篇文章是梁思成建筑美学思想的首次较为全面的表述，概括而言就是建筑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以经济的手段达到主观愿望与现实条件、材料的施工与结构的功用、科学与艺术，以及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相宜和平衡。它提出的时间正是“抗战转入胜利时期”，对于尚在抗日战争之中的建设和即将到来的战后重建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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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忆 40 年前初学中国建筑史时，梁思成先生的著述、龙庆忠教授的指导，使笔者克服困难，顺利进入建筑史之门的历程。笔者以梁、龙两先生为榜样，立志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终生，并以此文缅怀梁、龙两先生之恩。

摘要:通过对梁思成先生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上调研报告和论文的学习，总结了梁先生开展实地调研及撰写调研科学论文的成就、方法、价值及其特色等，由此对以梁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第一代学者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开展科学调研的深远意义进行了阐述和追忆。

摘要:宋李诫《营造法式》在很长时期内，是一部无人能懂的天书。中国营造学社为这部书的研究制定了计划， 梁思成等先生加盟学社后，先从清式营造法入手，撰写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之初步。进而探索宋式建筑，从辽、宋及唐代建筑遗例开始，经十数年实例考察与探究，完成《中国建筑史》。后进一步展开 《营造法式》研究，在十分艰难的外部条件下，梁思成先生仍在辞世之前基本完成《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册基础文本。上卷初版于 1982 年，全书出版于 2001 年，为世人学习古代典籍《营造法式》，奠定了具有重大突破性的研究基础。

摘要:梁思成于 1935 年为曲阜孔庙修缮工程编制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是我国古建筑修缮设计方案的最早蓝本，对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影响深远。这部为国家工程而制定的方案体系完整、理念科学、技术合理，为当时方兴未艾的建筑遗产保护修缮事业提供了范例和标准。虽是工程方案，但梁思成并未完全着眼于技术，而是致力于以科学精神重新定义遗产修缮，创制基于现代保护观念的保护体系，并着力向社会展示宣传孔庙建筑的价值，以期完善国家遗产保护制度，提升国民对优秀遗产的价值认同。 该方案的学术识见及工程经验来自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古代建筑、主持修缮工程多年的积累，以及源于西方的科学修缮理念。其不仅为中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带来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的修缮理念、正确的程序和保障体制，更提供了理念超前且符合我国遗产特点的实施技术，并为设计方案的编制提供了标准的范本。

摘要:本文从中国营造学社老照片所反映的应县木塔三层平坐处构造现象出发，通过研读、统计、比较现有最为详尽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和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实测数据，对应县木塔各层平面丈尺、侧脚及整体设计规律展开分析，并提出了一套不同于现有研究成果的新假说：一， 营造尺长约 306 毫米；二，平面设计以各层每面面阔为计算要点，明层一至五层每面面阔非完全均匀递变，依次为 31.2 尺、30 尺、28.8 尺、27.6 尺、26 尺； 三， 明层五层设计上有一定“独立性”，每面面阔及开间设计均为整尺； 四，各明层立柱均有侧脚，平坐除四层外均有侧脚，与平坐柱内收配合共同实现木塔逐层面阔递减设计。

摘要:应县木塔各层皆设有塑像，目前仍存 26 尊，整座木塔仿佛一座沿垂直方向层层垒叠的立体佛寺。木塔的室内空间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为各层塑像“量身定做”。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应县木塔的建筑和各层塑像 (包括首层壁画)进行测绘，结合对测绘图的几何作图与实测数据分析，发现并指出： 第一，应县木塔各层的室内空间与塑像群之间，有着极其清晰的构图比例，尤其体现在各层层高与佛像高度的比例关系上。 第二，木塔每层塑像群内部，各像之间也存在清楚明了的比例关系。 第三，全塔 26 尊塑像几乎每一尊塑像自身也有着十分经典的构图比例，并且按照不同类型有着明晰的规律。 第四，木塔三、五层佛像通高之和，二、四层佛像通高之和，与首层大佛通高呈 3∶4∶5(即“勾三股四弦五”)比例关系，并与各层像设布置所反映的佛教教义、仪轨契合。第五，木塔首层大佛通高不仅是各层佛像通高的模度，也是木塔建筑的模度之一，等于木塔总高(不含台基) 的 1/6。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应县木塔室内空间与塑像中运用最多的几种经典比例，包括 、3∶2、5∶3(或 8∶5)以及9∶5，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诸如《周髀算经》《营造法式》等古代文献所载“圆方图”“方圆图” 等所反映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易》中的“参天两地而倚数”“九五之尊”等观念；并且很可能与佛教密宗的 “曼荼罗”图式、西方的“黄金分割比”等有所关联，值得深入探究。

摘要: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完成了资料的初步积累，开始提出整体性的叙事架构。这一时期，“如何分类”成了一个在众多方面都无法忽视的挑战，学界围绕这一挑战展开了有关“类型”问题的早期探索。期间以梁思成、刘敦桢和刘致平所提出的类型方案最具有代表性。本文尝试以三位先生的相关工作为线索，从具体内容、观念来源、问题意识等方面着手，探讨中国建筑史学界最初思考“如何分类”这一问题时的语境、方式以及困难。并提出，三个线索分别提示了类型问题的三个维度：一，不断深入地揭示中国历史传统的特质与规律； 二，区分建筑现象的本质差异并进行贴切的理论阐释；三， 与设计实践和教学体系之间形成有效对话。而三个维度之间顾此失彼的紧张感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值得更深入地思考。

摘要:1938 年至 1941 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因以昆明为基地，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率领中国营造学社复社，继续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同时，完成了云南大学映秋院、昆明市郊龙泉镇自宅等几处建筑设计实践。 在这些建筑活动中，梁思成、林徽因前所未有地对地方民居建筑投入特别的关注，关注其价值及其在当代中国建筑设计中的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的开创意义与奠基地位不言而喻。除地面建筑外，营造学社还对墓葬建筑给予了大量关注。尤其是 1940 年营造学社迁往李庄后，与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等机构密切合作，参与了几次重要的墓葬考古发掘工作，并对李庄附近的数座宋墓展开自主调查测绘，探索了墓葬建筑研究的途径。新中国建立之后，原营造学社成员们多次参与墓葬考古工作， 梁思成先生在北大的建筑史授课，也在考古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营造学社与考古学界的密切互动，不仅有助于各时代建筑的资料积累，推动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发展， 也影响到考古学界对墓葬中建筑相关元素的分析考察、术语运用、报告体例、图纸绘制等方面，推动了墓葬建筑研究范式的建立。对营造学社相关工作的回顾，不仅是对各位建筑史、考古学前辈的致敬，更有助于反思今天的学科互动模式，推动建筑史与考古学学科合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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